余华的《活着》最近在意大利获奖，他刚刚从意大利回国。记者原本想对他做个个人专访，没说上几句，问他现在在哪儿供职，他说没有单位，写作就是自己的公司。这种现象引起了记者浓厚的兴趣，于是，采访的航船随机转航，开始对中国文坛的漂泊者进行一次考察。
中国的职业作家，据京华出版社木斋所著的《唐宋词流变》所论，大致肇始于南宋词人姜夔。姜夔之前，文人大多亦官亦文，或是亦隐亦文，总之，不以文章为生计。有宋以来，随着近代市井文化的兴起，开始出现了姜白石这样的以作词为生的生活方式，始开职业作家之先河。白石一生未仕，也没有考取进士，他因词而得妻，因妻而得家，因家而得友，一生漂泊，“文章信美知何用，漫赢得天涯羁旅。”以后，关汉卿、罗贯中、洪升、曹雪芹等都是以文鬻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作家体制与计划经济的模式相吻合，形成专业作家的体制。近些年来，随着体制的转轨，如同市场经济对于计划经济的冲决一样，作家的生存形态也开始多样化。
写作是否能够维持生计？生活无着是写作的动力，还是写作的障碍？没有专业作家的身份，是使作家身在生活之中，从而免去局外人“体验生活”的环节，得以更深层次地洞察时代，写出更深层次的传世之作，还是恰恰相反？
让我们还是先回到与余华的对话上来：
我是1993年辞职的，原先在嘉兴市文联工作，因为爱人在京，我也就没有去找工作，仅靠写作为生。
和王小波差不多？
不，与王小波不一样，他开专栏，可以称作自由撰稿人，我不是，我更像是职业作家。区别于作协的专职作家，一般我们称他们为专业作家。西方的大多数作家是职业作家，用写作来生活，就像是在公司里工作一样。这样其实也很好，不需要面对更多的关系，也不需要去单位开会，可以专心写作。
以写作为生，能维持生活吗？
我感觉还可以，要看作家如何面对这一现实。有些作家只想写小说，其实，也可以触触影视；或是只局限于内地，其实，也可以在台港出繁体字本，可以翻译成多种文字。这样，一本15万字左右的作品，养活一个作家四、五年的时间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世界还是很大的。
作为职业作家的创作心态，是不是更好？比如没有固定的工资，会更有危机感，会更有创作的动力？
辞职前后，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，心态是一样的。几百元的工资不起太大的作用。主要还是社会的发展，给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，比如影视等。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，放在什么位置上，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人的自身，就是要在写字台前不断地写。
能否披露一下你的稿费收人情况？比如这次意大利获奖。
意大利的奖金肯定比国内的多一些，但是税收也高。《活着》是六年前出版的，陆续出了几种文字的版本，至于收入情况，也没有计算，总之，一本书出版后，会不断地有收入。
看来，余华似乎找到了他写作人生的最佳方式，即有别于专业作家的职业作家。
对同为著名作家的林白的采访，则给记者留下了完全不同的感受：
这次是想采访一下职业作家或者自由撰稿人的问题，听说你也属于这一类的，不知是否愿意谈谈？
（略有迟疑，似是自言自语）谈谈，也没什么。谈吧。我和余华的情况不太一样。我还有点公职。但也没有。似有似无。
对，似有似无。我原在《中国文化报》工作，1996年4月下岗。但也不是下岗，因为没有经过正式程序，没有下岗证，但又没有聘我，不是因为我的工作不好，不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总之，到了这个时间，我知道我不能再到单位上班了。我的工资原先是407元，在两年内，拿60％，就是300元左右。
住房呢？
单位本来也没有分配给我房子。
那你这两年怎么生活？
主要靠稿费。这两年还行，因为去年出了文集4卷，1994年以来，有《一个人的战争》等20本，大约有两百万字左右，但主要是重复出版的，每年新写的不过10万字左右。以后哪年只要不出书，生活就紧张。因为我只搞纯粹的文学创作，不触电，不搞电视剧、电影，也极少在报刊发文章，而像去年出文集的情况，恐怕一生只有一次。
那么，每年的稿费收入大致能有多少？
这要看我这一年能出几本书。稿费一般是版税制，稿费是印数的10％，一般印一万册，定价一般在10元左右，扣税、扣样书后，每本仅有几千元。当然，也有几万元的时候。养活自己还可以，但我的孩子在上小学，费用高。
以你的名气，找个单位应该不难吧！
不是这样的。我也托人问过许多单位，到处都人满为患，而且有的单位说不要女的。我的身体不太好，心脏不好，就在家歇着。生了病，就自己买买药，想想有个《劳动法》，可以报销的，但我也没敢去。
呀！这样的。哪会想到是这样！我帮你联络一家学院去讲授当代文学。
那当然好。不过我只是1982年武汉大学文学学士学位，而且现在也只是中级职称。
你的作品就是你最好的学历和职称。不过，目前这所学院没有指标，只能先拿课时费。
那就不必了。眼下我还有去年文集的稿费，明年有个自选集出版。
话说回来，你这样水平的编辑怎么就解聘了呢？
这个很复杂。我所在的副刊部主任叫做蒋力，在我之前就被解聘了。对了，他是自由撰稿人，你可以采访他。
作家下岗，这也是一种新的现象，可以称为林白模式吧！
蒋力没在家，他儿子说他爸爸最近在北京剧院工作，告诉了呼机号。正是午休的时候，蒋力还是很快就回了电话。说话很快，听得出来是那种跑步生活出来的人。问我想谈什么，我说，林白介绍了他的情况，想请他谈谈自由撰稿人的生活。他说，还是先谈谈林白吧！他认为，林白是个非常称职的编辑，之所以待岗，完全是由于人际关系。他又表示，林白是因祸得福，失去了铁饭碗，反而写出了名堂。除了最近有个长篇他认为是为了生计所作，不太喜欢，其他的都写得很好。我问他，靠写作生活感觉怎么样，他十分简捷地说，我觉得活不下来。
当然，也能活，太累。我是1993年出来的，主要写新闻，写新闻述评，也给各个报纸的副刊写稿。平均月收入千元左右。只有几家报刊能拿到100元／千字，其他一般50元上下的多。我也就得明说，是靠稿费养家的，有时也说明要一稿两投，一南一北，错开一下就行了。实在坚持不往了，就去找个活临时打打工。比如，我在音乐厅当过副总经理，其实就是打工，在中央歌剧院也签过一年的合同。打工的成果就是写了一本《音乐厅备忘录》，出版了。比起记者采访或是作家体验生活，显然深入多了，我本人就身在其中，酸甜苦辣，个中滋味。不过，有时也不方便，譬如我还认为自己是记者去采访，但有的报纸就不给发，说还没有这种不是记者的记者，不过，这篇文章后来《文艺报》给发了。
这次在剧院工作就算是正式有了工作了吗？
哪里，也是签了一段时间的合同。我注定还要漂泊。
蒋力是1982年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，当过大学教师，在《文艺研究》当过两年的编辑。也许今日的漂泊，正是驶向明日辉煌彼岸的航船。
说到自由撰稿人，不能不想到王小波，在记者的印象里，当代自由撰稿人始于小波。于是，记者对小波的遗孀李银河做了采访。王小波是中国人民大学贸经系毕业，以后，到美国拿到文科硕士学位，1992年4月从人大会计系辞职，一直到1997年4月去世，一直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作和生活。
当时，小波为什么会想到辞职？
有几个原因，首先是经济情况允许，出国有一些积蓄，另外没有孩子，没有后顾之忧；其次是与个性有关，在单位人际关系不容易处好，在大学任教，课时不多，每周也就几节课，但他还是觉得与创作互相打扰。辞职就可以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有了自由的创作空间。
辞职以后感觉怎么样？
以前，我能看得出来，精神一不舒畅他就烦燥，虽然不说，我能感觉到。辞职以后的五年，是他一生中精神最为愉快、创作最为丰富的一段时期。没有了束缚，可以独立思考。
据我所知，小波之前，并无多少可以效法的先例。是否有什么突发的事情促使他辞职？
当时，已经有了电影独立制片人，可能对他有启发，另外，就是成立了人才交流中心，可以办理关系流转手续，要不然，他也不敢。
对了，1992年正是南巡讲话之后，商品经济的浪潮初起，小波的辞职也可以理解为下海，只不过是下海写作。
很难说是写作谋生。文学应该属于精神贵族一类，是有闲阶层做的事情，有生存压力是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的。小波对于时髦从来不看，比如流行电影、电视，流行的通俗小说等从来不看，也许是担心影响自己的思路。刚刚退下来时，只是想写小说，后来写了杂文。这是体现他的社会责任感，对于社会的发言，而且，他的文笔也确实有特点，作家有才气而没人看过他的文字也是一种遗憾。
在王小波成功的前后，在南京出现了一群小波式的作家，并且这些作家与前文介绍的作家们不同，他们自成体系，互相呼应，形成一个独特的作家群。如同其代表人物韩东所说，“因为有了王小波，就有了不同的写作。”
1961年出生的韩东在南京的这个作家群中算是“大龄青年”了，但激情犹在，有点儿慷慨激昂的。
你很早就辞职了，当年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？
这是出于一种本能。那时我在学校教书，就觉得只有一件事（写作）是真的，别的都是假的。有人可能觉得辞职是一种逃避，其实不是。人的主动性就是人对环境的选择和认同。
你所谓的环境指的是什么？
人生而为人的责任和文坛的秩序吧。世界上有两种写作，一种是为了进入秩序，被社会接纳，或者是想成为大师什么的，还有一种是纯粹的写作，写作是因为有话要说，不能不写。写作是我们的生存方式，而不带任何功利的成份。我们的写作是纯粹的，我是理想主义者。
可是，理想主义者也要首先养活自己。
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要养活自己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。说什么为了生存而放弃理想，什么为了生计奔波，其实都是一种藉口。
那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呢？
很好。我辞职前准备了一两年的生活费，后来到广东作协应聘作家两年，又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挂名，他给我发工资。面包是容易有的，重要的是获得一种心灵的满足。
一个多月前向全国100位青年作家发出题为《断裂》的调查问卷的朱文，针对思想状况、文学批评、作家协会等列出13个问题，产生较大的反响。让我们看看朱文怎么说。
我以前在工厂工作，觉得没意思，就走了。就像现在这样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。当然，现在也不能说活得很好，问题在于你过的是一种什么层次上的生活。
你是否觉得现实生活与艺术必然是矛盾的？
是的，这是一种终生的矛盾。不过，这不应该影响你的选择和坚持，太刻意追求某种生活模式，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。
你想成名吗？
想的。
吴成骏是南京作家群中不善言辞的，他结结巴巴地述说着自己的历史。语气很是平淡，倒像是讲述别人的故事。
我原来是电力工程师，1995年时辞职了。其实没什么，就是时间上的事儿，因为写作与工作很难两全。大概理想主义伴随了整个过程吧！
写作能维持生活么？
很紧张，也就是一点儿稿费，我现在租的是一居房，很难。不过我还是不想成为专业作家，很穷的时候我宁可干点儿体力活，比如给人送货什么的。
你对专业作家怎么看？
专业作家也能写出好的东西，不过我不合适。
韩东等作家都申明自己是理想主义者，但赵刚不是，他是下岗后选择了创作。但他是笑着说的，而且笑得爽朗。他说自己在“文革”后回城在一家工厂上班，10年前的时候就被单位赶了出来，被社会淘汰了。比王小波早，不过是被动的。后来，他有了一个机会，一家杂志社想要聘他，待遇很好，但他还是临阵逃脱了。“还是当个社会闲散人员吧！”自己说着笑了起来。
那你是否觉得有另一种损失，譬如你失去了自己的社会角色，成为了一个没有身份的“局外人”？
恰好相反。社会坐标点其实是一种局限，在单位接触的层面有限，约束了与人的交往，而走向社会后视野更为开阔，接触的人更多，更透彻。
以后就这么生活吗？
也不一定。我想应该有某种理想状态，一方面有个相对不错的工作，比如文化单位，另一方面又可以自由地写作。不过，我还是不想当专业作家，主要是人际关系麻烦。
赵刚感兴趣的是人和生命，他的长篇《北纬32度》已经完成。
看来，说“因为有了王小波，就有了不同的写作”，只是因为小波的影响大，就像是说陶渊明开辟了文人归隐的人生道路一样。
说到作家辞职，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80年代蜚声文坛的女诗人王小妮，她似乎也可以作为朦胧诗的始作俑者之一。以后，她与评论家徐敬亚组成家庭，就辞职做职业作家，后来听说生活无着，徐敬亚又加入一家公司工作，记者怀着好奇的心态，拨通了海南他们家的电话。
原先我是在一家国家级的电影制片厂工作，本来是不错的。突然有一天，单位要求坐班，我就受不了了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自由惯了。现在我居家，拖地板是为自己，买菜是为自己，一切都是为自己，为自己活。
听说你们的生活难以为继。
是的，有一段时间，几乎活不下去了，于是，徐敬亚不得不应聘，在一家公司搞策划，我也应聘到广东作协，虽然不坐班，但也不自由。反正写字的人，是不容易得到合理的报偿的，特别是写诗的。写小说还能挣钱，但一首诗才几个字？不过是心灵的声音罢了。
记者还想采访徐敬亚，王小妮说他还在公司上班。哦，上班。
不仅是一个徐敬亚没有采访到，还有林白极力介绍推荐的李冯，说他是南京大学硕士毕业，从广西大学教师的位置上辞职，在北京专职创作。南京的职业作家们说他想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与他们无功利的态度不同。记者多次打去电话找李冯，总机小姐总是说“他家的分机号码坏了”，不待你说话就挂断了。
其实，又何止一个李冯，一个徐敬亚，也不知道有多少种模式构成今日的文坛，有多少位作家在人生的旅途上摸索前行。
譬如毕淑敏在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，由公司来养活一个作家，并不是很重的负担，又为公司提高知名度，这样的公司是很有眼光的；还有不少的作家在出版社、报社一类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单位，如刘震云在《农民日报》，莫言现在在《检察日报》挂职；也有一边当着学者教授，一边涉足文坛的，如余秋雨、曹文轩、徐坤等，他们走的似乎是专业作家与职业作家的中间道路。
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孙德全说，现有的管理体制是“老人老办法，新人新办法”，是多种体制并存。全国的专业作家也不过几百人，大部分是德高望重的老作家，如冰心等，大多已过退休年龄，另有一部分是新时期以来涌现出来的佼佼者，但他们也大多担任着各地作协的文学组织或编辑工作，这是老办法；新办法是全国十几个省市所进行的合同作家制，作家受聘于省市作协一般是一至三年，关系仍在原单位，由作协给予补贴。中国作协一共有5800多名会员，绝大多数都有固定的工作岗位，其中80％分布在新闻、出版、文化、教育部门。
世界本来就是绚烂多彩的，多彩才会绚烂。
 |
